中新网5月12日电《瞭望》周刊载文指出，按照惯例，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季度公报之时，便是经济学家们“是冷是热”的争论之际。从“冷热”到“是否调控”再到“力度如何”，议题的每一步都充满着质疑、辩驳乃至不以为然。而始自2002年的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周期，也在这种间歇性的“口水仗”中被不断熨平，并可喜地延宕至今。
一季度GDP高达10.2%，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接近30%，新增贷款1.26万亿元。这三个数字，分别意味着：GDP已达“潜在增长区间的上限”；投资增幅与投资最热 的2004年几可比肩；而1.26万亿的新增贷款，则表明银行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贷出了全年贷款额度的一半还多！
还有房价，一年飙升17%的北京仍被业内人士认为“升幅不止与此”；而继续破着纪录的贸易顺差，则使我们不得不无奈地继续到美国大把采购。
经济高位运行已成定论。最新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用“三快”来概括一季度经济形势，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货币供应量过快，贷款增速过快”。
接下来便是紧锣密鼓的紧缩信号：4月26日国家发改委对“电解铝、水泥、铁合金、焦化”四行业进行调控，严格市场准入，遏制产能过剩；4月28日央行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货币政策进一步紧缩。
尽管只有0.28个百分点的利率上调，却释放了强烈的紧缩预期信号，市场人士又开始热议新一轮调控是否启动。而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和机制尚不成熟的国家，“调还不调”已不是问题关键，因为“调控”已为常态：2001年扩大内需启动经济；2002年因势利导防止过热；2003的下半年紧缩政策走上前台；2004年加大紧缩力度；2005则继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至今年一季度，央行又因投资过热上调了贷款利率……调控之为常态，由此可见一斑。
文章指出，我们必须习惯于调控。由于经济中大量存在市场难以调整的角落，中国在调控的频率、范围乃至手段上，都远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为复杂。美联储上调几个百分点利率就能解决的过热，我们则往往要“大动干戈”，甚至“拳脚相加”仍无济于事。因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调还是不调”，而是“该怎么调”？采用怎样的方式，把握怎样的力度，以及如何把过渡性的短期调控，与长远的市场体系建设紧密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