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说理?

　　当一项决策没有考虑或者没有充分考虑民意的时候，部分人对它不满，就是很正常的事儿。此时，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而言，通过“讲理”，将他们的不满消解到最小限度，就是必须的管理智慧。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告诉我们:限行为什么是正当的、合法的。

　　对于“判决书要说理”，我们并不陌生。为什么要“说理”?从公正的角度，是让当事人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判而不是那样判;从功利的角度，则是让当事人认可判决，自觉履行判决，从而达到息诉的目的。

　　出台公共决策，也同样有一个“说理”的问题。在之前的探讨中，在诸如“限行是否侵犯车主的私有财产权利”、“限行在法律上是否有依据”等问题上，赞成和反对双方的主张针锋相对。如果事实不是政府明知限行违法而执意出台相关政策，那么，每周停驶一天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有关部门认可了赞成限行一方的主张。于是，作出上述决策的部门，有责任告诉面临不利后果的另一方:限行，为什么不侵犯车主的权利?限行的法律依据，又在哪里?

　　限行通告写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有关规定”如何如何，那么，请告诉我们:“有关规定”是哪条哪款?也请说明，每周停驶一天，而不是一周两天，或者一个月一天，背后有怎样的数据支撑?如果嫌放在通告中　嗦，可以通过发布会的方式，让大伙心里也明白明白。遗憾的是，再有两天新政就要实行，却没有人对此作出任何解释。

　　和召开听证会一样，让政府“说理”，也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然而，面对数百万为了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百姓，站出来说说理，难道不是消除他们内心的疑惑最简单的方式?难道不是赢得百姓支持最有效的方式?

　　站出来“说理”，这要求不高吧?

　　接下来的事，还多着呢

　　政策出台，简单，但执行起来，会有很多问题。下面几个，或许是公众最为关心的:

　　第一个:如何让限行更人性化?10月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家住北京望京的于先生家有两辆车，自己和妻子一人一辆，两辆车尾号分别是2和7。按照新的限行政策，每逢周二，他家两辆车就全都得留在小区“趴窝”了。就于先生的遭遇，记者采访交管部门，得到的答复是:如果车主拥有两辆同一时间限行车辆，目前尚不能办理换号业务。

　　限行会给车主生活带来不便。如果不便是他们必须承受的代价，那么，如何把给他们带来的不便减小到最低限度，却是社会管理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奥运单双号期间，家庭有两辆车的，可改单双号，残疾人驾车出行不受限制，等等这些举措，都值得借鉴。

　　第二个:如何避免限行成为“专治老百姓”?

　　奥运之后，歌唱演员李丹阳“开宝马当街舌战交警”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当日是单号车通行日，李丹阳驾驶的白色宝马车却是双号车，因此被交警拦下，要求出示证件，引起李丹阳的不满，引发当街争执。

　　在随后接受采访时，李丹阳为自己鸣冤。其中的是非，说不清也不想说，我只说一个事实:李丹阳的车，确有特别通行证，单双号都能开。奥运期间，全北京有多少辆这样的特权车，我们无从知晓。

　　按照这次通告，只有包括“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内的五类车，不在限行之列。也就是说，除了这五类车，所有车辆都应该一视同仁地被要求严格执行限行。

　　考虑到中国国情，如果做不到“一刀切”，那么，请将颁发特别通行证的标准和数量，向社会明示。因为，一旦限行成了“专治老百姓”，不仅限行的目的无法实现，百姓自觉限行的决心也会受到损害。

　　第三个:如果有人不服，讨要说法的渠道能否畅通?

　　即使有关部门出来解释，对于限行合法性，也未必每个人都认可;对于用一个月养路费作为限行补偿，也未必人人满意。对于不认可、不满意的人来说，讨要说法途径的畅通，就至关重要。

　　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对限行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有对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是否违反法律的审查权，有对各级政府是否依法行政的监督权。

　　还有一条路可走:诉讼。如果北京车主认为限行侵犯了自己权益，或者对补偿不满，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讨要说法。在目前司法体制下，在地方法院诉地方政府，很难，希望北京能带个好头。

　　截至10月7日14时。如果这算民意，我们关心这部分民意该如何得到尊重。（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