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不是官，但村官的权力却不可小觑。贵州乌当区新庄村的11名村干部在四年的时间里，采用虚报冒领和挪用的方式侵占村民利益，涉案金额竟然高达千万元之巨。这宗案子露出水面，让整个社会都感到震惊———村官腐败已经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打小闹了。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谓村官腐败不过是吃吃喝喝、多占多得，顶多算是干部作风问题，与犯罪是沾不上边的，这种“宽容”的社会心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遮蔽了村官腐败的严重危害。从另一个方面看，由于农村地区特有的权力结构问题，对村官的监督和制衡往往失效，人们甚至把这种监督称之为“牛栏关猫”，这又导致村官腐败的机会成本很低，村官在捞取好处之后往往能够全身而退。再从法治层面看，在2000年之前，司法界对村官的身份认定存在争议，一旦案发，到底是由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经常扯不清楚，这种混乱状况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出台，才算有了结论。从那时候起，村官的经济问题才明确定性为职务犯罪，也就是说，惩治村官腐败这才算是有了法律靠山。

　　无论是从法律、制度还是文化层面上看，村官都是很容易腐败起来的，但在农村经济不活跃的情况下，在农村以承包制为主要经济结构的情形下，村官腐败一般不会显山露水。但是，近几年来，随着土地转让开发的加速，随着村办企业的活跃，在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城市郊区，村官弄权捞钱、抱团腐败的大好机会终于来临了。乌当的这些村官之所以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正是由于土地补偿金的肥水从他们手中源源流过。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不是涉案金额如此之巨，可能还不会引起政府与司法机关的警觉，这也说明村官腐败的隐蔽性很强。

　　无论村官是大张旗鼓地捞，还是不着痕迹地侵占，都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由村官腐败所引发的群体事件已经屡有耳闻，内蒙古一村官肆意弄权，就导致了百名农民的集体上访，青海一村官大肆侵占，也逼得540位村民联名上告。而重庆市政法机关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村官腐败”所引发的群众上访、举报占到了总量的70%以上，不难看出，村官腐败已经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毒瘤。如果不深刻认识村官腐败的严重危害，不及时采取措施根除这一慢性病，农村的长治久安就得不到保障，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将受到影响。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