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1日电 最新一期的《瞭望》刊载文章对中国的外贸战略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大出大进、粗放的外贸发展模式之弊在中国有目共睹。

　　文章称，目前中国外贸已跻身世界三甲，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如何由大到强，如何破解外贸粗放增长困局，步入良性和科学发展轨道，是在新的发展平台上必须认真思考的。

　　文章指出，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分工中处于相对低端，较低的附加值、较短的产业链一方面对国内产业拉动十分有限，加剧了贸易摩擦的发生频率；另一方面又因大量廉价输出中国亟需的能源资源，降低了中国的经济安全系数，增加了对外政经依存度；同时，还将因低工资引发的打工群体大量社会及保障问题留在国内。

　　文章援引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分析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作为加工制造的中心，承接着国际产业的转移，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优势，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国际加工制造环节的投资，而如此大量的产业转移必然会带来大量的进口和出口。但同时，由于国际国内市场迅速扩大，简单粗放的产业扩张模式在中国再次显现，表现在外贸领域则为大出大进、粗放增长，由此带来外贸依存度较高、引发贸易摩擦、国民受益较低等诸多问题。

　　首先，粗放增长模式造成进出口产品结构单一、市场较为集中，这使得美欧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国内经济增长常常对中国进出口产生直接影响，并成为引发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指出，具体来说，中国的加工贸易所需来料大多来自于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而出口则主要集中于欧美市场。日本、韩国、东盟、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是中国逆差的长期来源，而随着投资带动下的贸易转移，这些国家或地区将大量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同时也将其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大陆。表现为中国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逆差在加剧，而对于欧美等国的顺差在扩大，并因之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市场开放压力，以及对美欧等国大型产品如波音、空客飞机进口的压力，同时加剧贸易摩擦。

　　其次，粗放模式致使外贸增长更多地表现为数量型增长，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

　　文章分析称，问题的背后，是这种大进大出的外贸模式之弊。由于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往往只承担产品增值链条中附加价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致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位。分析原因，张燕生认为有二：

　　一是“候鸟经济”所致，即大部分高端产品出自拥有自主产权的跨国公司，而非中国企业。这些跨国企业在封闭技术品牌的基础上，借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优势建立出口基地。所以尽管从出口统计上来看，出口的产业都是高端的，其实技术、品牌、甚至企业的所有权都不是中国的。张燕生认为，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还需提升，若比较优势能够处于分工的高端，才真正会被国际市场所认可，并不易被替代。

　　二是，在中国加工组装的高端产品中，我们仍处于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序。比如，对某一高端产品进行包装，或组装其中的某一个部件，尽管被列入了高端产品的类别中，但是仍是最低端的生产工序，也不能说明进入了高端分工。

　　第三，大进大出的粗放模式，还导致因国际产业转移造成溢出效益减少，资源、能源的消耗高速增长。张燕生表示，本来缺能源还大量出口耗能产品，本来缺少资源还大量出口资源性的产品，本来环境的压力很大，但还要转移重污染的产业。这其中还是存在一些过去计划经济的痕迹，如，地方政府的业绩观、对出口的指标约束等。有的地方为了引资采取了更多的鼓励型措施，有些甚至与中央统一政策相背离，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税收的流失，带来了环境问题。这与中国整体的发展战略是不对应的。

　　最后，这种粗放增长模式还造成中国对外部资源、能源依赖程度日渐加深。

　　文章分析指出，随着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比如，石油、铁矿石、氧化铝等重要的资源、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新的要素供给。赵晋平分析说，尽管中国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但在增量中中国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甚至超过了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增量中所占的比重。而对短期波动影响最大的，正是在增量中所占的比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时期中回避不了的现实。(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