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大屠杀幸存者严德凤老人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指上夹着生命护理仪，眼睛紧紧闭着。她睡着了，不时发出微弱的呻吟声。她的小女儿严志健告诉记者，老人的病危通知书已经下来了，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老人常�；岵�生幻觉。

　　除了病危的严德凤老人，两年之内，记者曾面对面采访过的4位幸存者王金福、史家金、吴国治、蔡秀芳已相继于去年过世。

　　据了解，南京市在1987年首次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统计，记录在册的幸存者有1756名。1997年再次进行统计时，在世的幸存者只有1200名。2006年，大屠杀幸存者急剧减少到400多名。仅2006年上半年，统计在册的幸存者中有27人去世。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仅存400多人。

　　“2004年第一次认证大屠杀幸存者时，我们给179名幸存者发放了大屠杀幸存者证明�！苯�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2004年7月正式成立。协会成立的当年，认定了179名幸存者，第二年认定了169名幸存者，2007年又认定了20名，今年则认定了18名。今年认定的18名幸存者名单将上报给南京市民政局，纳入民政系统的扶助名单。

　　据介绍，新发现的这批幸存者来源渠道比较多，有的是媒体采访中发掘出来的，有的是学术调查中新被证实的，有的是自己与援助协会联系后，经过调查取证，被确认的。这批幸存者和以前纳入民政系统的300多位幸存者一样，在1937年12月13日前后，身边有一位或多位亲人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其中今年新发现的幸存者孙永春老人，有4位亲人遭到日本侵略军的毒手。

　　“幸存者的数量已经非常少了。”朱成山表示，南京大屠杀已过去71年，当时的幸存者能够活到现在的，最起码也71周岁以上了，对他们的�；ぴ嚼丛浇羝�。2006年6月起，援助协会对幸存者进行了定期援助，除了给特殊困难幸存者发放慰问金和生活补助款外，还报销幸存者50%的医疗费。此外，这批得到协会认定的幸存者，还可以享受南京市民政部门每年1000元的生活补助。到目前为止，援助协会已发放71万元左右的援助资金。

　　“人证、物证，他们是活的历史见证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会长秦杰本人也是大屠杀幸存者，他表示，再过10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人证很有可能全部不存在了。大屠杀幸存者的�；ず椭ぱ缘乃鸭�整理，已成为一项和时间赛跑的紧急任务。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表示，大屠杀幸存者、慰安妇这些重要的历史见证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越来越少。

　　长期从事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的王选女士表示，侵华战争中有太多的历史缺乏文字记载，历史的还原只有依靠这些幸存者。幸存者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重大，而且受时间的限制，对他们的援助更为急迫。

　　1987年1756名 1997年1200名 2006年400多名 目前400多名

　　对幸存者的援助越来越急迫

　　吴秀兰95岁分到一套廉租房

　　95岁的大屠杀幸存者吴秀兰，不久前拿到了南京市政府分给她的一套廉租房。现在，老人仍和以前一样，和小女儿周美华一家住在夫子庙贡院街18号。她的那套房子正在准备装修。

　　周美华告诉记者，1937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日军突然开始轰炸中华门附近的房屋，24岁的吴秀兰和三个女儿躲在旁边的一条小河边，一颗炸弹落在她们的身边，年仅8岁的大女儿周五九和2岁的女儿周顺娣下半身就被炸飞了。老人伸手搂过女儿，可是搂进怀里的只有上半身。两个女儿在这场轰炸里一起失去了生命，老人的左腿也被炸断了。临死前，女儿手里紧紧抓着一个糖饼对吴秀兰说：“妈妈，这个饼……”

　　多年后，丧女之痛仍在折磨着老人。老人一看到电视里有战争镜头，就会拿起枕头捂在脸上，还一定要女儿也捂上。由于年纪大了，她看到家里的小玩偶熊，就以为是自己死去的8岁女儿，她把小熊紧紧抱在怀里，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包在小熊身上，一边包一边拍着它说“别怕，别怕……”

　　今年10月19日，吴秀兰分到了一套42平方米的廉租房，坐在轮椅中的老人喃喃地说“高兴，高兴……”

　　孙永春71年前捡回一条命

　　今年11月，家住马群石坝村的孙华贵向晨报投稿，他的这篇稿子名字叫《不该被湮没的血案》。12月2日，孙华贵又带着一张今年9月17日新颁发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明来到晨报，向记者表示稿件中所写的都是实情，“我父亲就是大屠杀幸存者”。

　　在孙华贵的陪同下，记者看到了他的父亲孙永春老人。孙永春今年87岁，身体特别硬朗，耳聪目明。

　　孙永春老人的命，是从71年前的屠杀场上捡回来的。老人回忆说，日本鬼子来了，他们一家从栖霞跑到当时的江宁县麒麟乡后库村。一天下午，一队日军开进了后库村，把全村男女老少都赶到打麦场上，将村里12名青壮年单独拎了出来，另一边架起了机关枪射杀他们。后来村民去料理后事，在死人堆里救出了3个，埋了9个。在被埋的9个人中，有孙永春的小舅舅孙嘉良，当时他正好20岁；孙永春的堂兄孙永城新婚不久，也一同遇难。

　　孙永春说，当年如果不是他长得瘦弱，也会和村里的青壮年一同遭到射杀。他的命是捡回来的。

　　1938年春天，局势稍微平静了一些。孙永春一家捧着亲人的灵骨回到石坝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