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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农民孩子的呼吁

　　　　　　　　　邓放歌

　　　　　　　　　我的农村情结

我已听过许多下岗工人的苦况。

但比下岗工人更苦的有9亿农民。

我的老家在江西南昌县八一乡，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村、农民、农业都有特殊的感情。我上大学前和上大学后，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回家干农活。1986年，我通过高考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算是农村孩子中的异类和幸运儿，跳过了龙门，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命运也由此改变。不然，我和鲁迅小说中的闰土没什么两样：早早娶妻生子，双手像老树皮，冬天在牛栏边晒太阳。

大学毕业后，我南下广州，加入了千百万打工者的行列。

今天，我有了车子、房子、票子、孩子、太太和自己的不算小的公司，也算一个企业主。但我忘不了小时候的三个梦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改变我家庭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我虽改变了我家庭的命运，但我无法改变无数和我有着血肉感情联系的「闰土」的命运，他们曾和我一起玩耍一起长大。我也无法改变众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们的命运。每次我回到老家，他们的贫困和悲苦、他们的麻木和愚昧，都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每当我看到城市游荡、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的农民兄弟姊妹们，我就感到悲哀：当这群没有归属感的游民积聚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们是否会给社会带来不安？

四级财政，县乡最穷

1999年回老家过春节，我的叔叔在老家当村主任，可是两年没领到工资了，要向乡政府辞职来我公司打工。目前在老家农村，村级干部辞职已成风。如果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都无法保持稳定的话，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我知道农村干部工作之难、之苦，也知道县乡财政之困难。其实从乡县省中央四级财政来看，中央财政最富，其次省财政，乡县财政最穷，很多乡村干部一两年都没有领到工资。这次在老家，就发现农村很多公共事务没有人管，很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乡村干部日常工作很大精力都用于向农民收钱，公共事务像水利、道路、卫生、环保、教育、村镇规划反倒没人管。其实中央所有的政策实施，全靠县乡两级政府去实施，而这两级财政最穷，如何实施？像管着几千农民离农民最近最能解决农村面貌的村主任竟然什么官都不是，什么级别也没有，连公务员都不是，其工资全没有财政预算，全要从农民手中提留，很没保证。管着几万人的乡长，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大量的农村人才正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跳龙门，农村人才严重失血。

如果按胡鞍钢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中的建议，远期中央财政收入要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65%，即各级政府每收入10块钱，中央政府要占6.5%，其余省、县、乡三级政府来分剩余的3.5元，平均每级政府分到1.17元，那么地方政府除了整日向中央政府要钱，又能干什么呢？干事的为了干事，整日向管钱的打报告，甚至用行贿、投其所好的办法，这种体制效率之低，可以想象。

农民正在陷入相对贫困

上次春节回老家，还感到中国的农民正在陷入相对贫困，农民的收入这几年已经陷入停滞增长，农村的水利设施老化，池塘河道淤塞，青蛙、蛇、鸟等益虫已经罕见，水污染、白色污染正在包围农村。我曾经读过的小学还是老样子，18年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不少人家因为家里出了一个病号而全家穷得叮当响，有本事的人都一个一个跳出农村，农村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指望他们来改变农村的面貌，可能吗？

有几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据人民银行1999年一季度的统计，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全部储蓄余额是1万亿，这个数字我认为基本等于全国农民的储蓄余额，而中国城里人的储蓄额是4.5万亿。而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70%（1999年统计），是9.1亿。

由此可以算出：

中国农民人均储蓄余额：10000亿除以9.1亿＝1100元

中国城里人人均储蓄余额：45000亿除以3.9亿＝11538元

整整相差10倍！

而如果加上城里人占有的8万亿国有资产，6000亿国债、9000亿证券流通市值，以及城里人拥有的汽车、洋房、别墅、家用电器等，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人均占有财富有20~30倍之差。

这是怎样的贫富差别！

所以，中国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城乡的巨大贫富差别，有消费能力的人没有消费需求，有消费需求的人没有消费能力，靠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正是由于中国的农民正陷入相对贫困，你就会理解：中国农民乱砍乱伐森林的冲动、将青蛙、蛇、羚羊等益虫�；ざ镒トヂ舻某宥�、不甘忍受贫困而犯罪的冲动是很难抑制的。只要农民的这种冲动不可抑制，长江水灾、黄河断流、高犯罪率就很难改变。

有人说：美国的人均贫富差别比中国更大。但是如果剔除人均占有的股票等生产资料，美国人均占有的生活资料的差别并不大，一些超级富翁和美国一般的白领占有的生活资料的差别并不大。

所以分析一个国家的贫富差别，应主要分析一个国家人均占有生活资料的差别，而将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剔除。就像微软公司一样，究竟它的股票是由个人占有还是由国家占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在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在为国家提供税收。

危险的信号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对中国大陆和欠发达国家的观察结论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势头。事实上，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公平的现状和不平等的机会起了坏的榜样作用，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破坏了社会公正的独立价值和对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

目前这种贫富分化已十分严重，据中国社科院1992年统计：占人口80%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1985年的42%，1992年的37%。也就是说，总数占20%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了63%的社会商品。其实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的萎缩，才导致国有企业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业企业亏损，即英国经济学家大卫．瑞卡特所指出的「李嘉图陷阱」现象。

为此，以一个农民孩子的名义，我呼吁：

一、凡是各级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国有）招收人员，应向全国公开招聘，不论地域、身份、民族。省、市、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也要遵循此例。

二、取消县、乡、村三级农村式建制，代之以区、街道、居委会的城市建制，将农村干部纳入国家公务员体系，加强培训。同时将城市的供电、供水、电信、环卫、规划、道路建设、绿化、广播电视、图书馆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用10~20年的时间开展一场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所建议的「新农村建设运动」。

「新农村建设运动」能大量给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加快农转非的步伐，减轻城市压力，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对一般工业品的极大消费需求，也能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有效需求，增加企业效益和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也能减轻环境和环保的压力。

以上建议需要大笔资金，我认为来源可有六个：

（1）大量增发15~30年中长期国债。

（2）除军工等少数需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外，多数国有企业的产权可向社会出让。

（3）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徵收，由目前的代徵制改为强制申报制。为此必须建立全国联网的税务电脑系统，同时金融实名制也要实施。像房地产管理局、车管所、证券交易所、银行的电脑系统也要全国联网，以方便税务查稽。

（4）开徵遗产税。

（5）逐步减少对粮食系统和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

欲复兴中华，必先复兴农村。

（编辑：张良　摄影：宋海存）（摘自《南风窗》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