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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斗争 文/吴德 1974年年底，毛主席指示周恩来，四届人大之后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此后，毛主席亲自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但"四人帮"借口问题查不清楚，千方百计干扰、阻挠干部解放工作。 1974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周总理去见过毛主席后，回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 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三个专案办公室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 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已经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我们应抓紧解决，不能每件都等毛主席批。 此后，毛主席几次催问工作进展。周总理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社会舆论当然也跟了上来，多少人正盼着这一天，要求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老干部。我们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当时，我们一方面抓紧听取一、三办人员的汇报，了解情况，看他们写的简要材料；另一方面要翻阅大量档案，这些档案材料很多，一摞又一摞，堆积如山，有的档案材料，光看一个人的，要看完就要一个星期。 而最困难的问题是"四人帮"的干扰。 这已是有前例的。1974年下半年，周总理曾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部名单，政治局开会不下十次，都因"四人帮"的干扰、阻挠而没有结果。"四人帮"借口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不清楚，提出需要再查。政治局会议有时讨论一整夜，争执不下。后来，叶剑英比喻行军牵骡子过桥，提出先易后难的办法，也没有行得通。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很生气，提前退席了，留下打油诗《过桥》一首："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再举一个例子。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六十一个叛徒"的案件需要重新审查。1936年，我是地下党的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了解当时的情况，因此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了一下。江青听后变了脸，大声说：你们要给叛徒翻案��！ 江青这么一闹，邓小平没法谈下去了，我也不能说了。如何是好？华国锋、纪登奎和我都很着急。我们将情况汇报给周总理请示办法。周总理经过思索，与我们商量，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周景方等十几个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其他的人都先放出来，结论由中央组织部和本人单位以后再做。 这个处理原则经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了。 定下原则以后，处理有些具体问题还有难度。例如有中央文件决定的、毛主席批示的案件、人员，我们不好处理。我们又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又同我们一起定了两条： 1．毛主席批的、中央有决定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了文件的，办理时要慎重，暂不复查，但先把人放出来，然后再审议。 2．凡是只有口供而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待和申诉的意见，不必再纠缠。 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 在这中间，"四人帮"又出来刁难，张春桥振振有词地提出要我们搞出一个明确政策界限的文件。我们斟酌来斟酌去，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在政治局讨论时，仍因"四人帮"的百般挑剔而未获通过。 我们只得又找重病在身的周总理请示如何办。周总理说，以毛主席批的29个案例为根据，把毛主席批示解放干部的内容归纳列成条文，作为政策界限文件送政治局讨论，这样，别人（指"四人帮"）就不好说什么了。 政治局开会时，"四人帮"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仍有挑剔之意。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明，这是归纳了毛主席批示的各种案例后写出来的。他们这才噎住，不吭气了，没有公开反对。这个文件经政治局通过后，报毛主席审批。 文件送出，我们即将情况向汪东兴通报，提出这个名单我们批不了，要请毛主席批。汪东兴向毛主席反映说：解放这批干部，纪、华、吴几位政治局同志批准不行。毛主席对汪东兴说，那你批吧！汪东兴说他批也不行，谁批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批。 毛主席考虑汪东兴的意见后，指示汪东兴打电话给纪登奎、华国锋和我，说毛主席看了报告，还要看各案的全部名单，要求我们很快地把所有人员的名单送去。 名单搞好后，周总理要我们先送一份给毛主席，然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 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绕过了"四人帮"。毛主席读了所有名单和我们的意见后，于3月8日批示同意，批件退回中央办理。这次共放出干部350多人，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六七百人之多。 （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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